作品选辑
1960’s
1941年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湖南长沙，袁旃自幼便受中国书画艺术熏陶。1958年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艺术系接受溥心畲、黄君璧等国画大师指导，奠定了坚实的中国画基础。1962年毕业后赴欧洲留学，取得比利时鲁汶大学考古美术史硕士学位，之后再进入比利时皇家文物维护学院(IRPA)博士课程修习文物维护专业。1969年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服务，并筹组科技室，开台湾文物维护之滥觞，至2001年退休。
袁旃
仿周文矩宴图
1962
纸本彩墨
63 × 123 cm
袁旃
野柳晚烟
1962
纸本彩墨
134.5 × 184.5 cm
1990’s
袁旃于1980年代末四十多岁之际矢志重拾画笔，以其长年累积的艺术能量，传达出变化多样的构思。在回归创作的初期，她先以水墨纸本为主要材质，在形式上则为传统与创新并进。一方面在尊古的脉络中，宣示艺术家在传统国画根基的深厚功力；另一方面力求变古、异于古的创新精神，其中一系列“异”字为题的山水画，尤其表现出袁旃求变的强烈意图。袁旃自剖得非常传神：“我就是把古人的型态整个翻新，用现代的颜色、构图，可是你一看就是中国画，流的都是古人的血。”此阶段作品虽沿用国画题材以山水树石为主，构图亦看似传统，但造型已呈风格化甚或几何化的蜕变，在色彩上也极尽传统设色所能达到的最丰富变化，可见艺术家力求开创以自我为主体的独特面貌。
袁旃
浮云丽紫
1991
纸本彩墨
123.5 × 248 cm
袁旃
家住清溪白石湾
1991
纸本彩墨
122 × 243.5 cm
袁旃
万仞岩前分片石
1991
纸本彩墨
127 × 247 cm
袁旃
异书
1992
纸本彩墨
126 × 65 cm
袁旃
山河异色
1992
纸本彩墨
122.5 × 247 cm
袁旃
五华耸翠之一
1994
纸本彩墨
136.2 × 68 cm
1997年以后，袁旃的创作出现两⼤转变，⾸先是材质运⽤的改变——由⽔墨纸本逐渐转向重彩绢本，由于绢可多层次敷彩的特性，使袁旃特别钟情于绢的使⽤；其次是题材和构图的改变，⼭⽔已不是袁旃主要的形象表现类型，随着⾊彩的推陈出新，袁旃画中的图像也越来越丰富，花卉、草⾍、⼈物皆可⼊画，更多是艺术家⼼象与想象的世界之构成，有着笔笔皆出新意的惊奇。在构图上，尝试藉由线条的律动来表现运动感，或是透过物象的散置与重复，来营造画⾯的丰富感及律动感；又或者以造型化的花瓣与织品绉褶铺陈为繁复又富藏⽆穷空间变化的视觉流动感，使画⾯充盈着饱满与丰富度。
袁旃
神完气足
1997
绢本重彩
177.6 × 91.5 cm
袁旃
会走路的山
2000
绢本重彩
91 × 144 cm
袁旃
翠玉白菜
1999
绢本重彩
96 × 170 cm
2000’s
袁旃
刘海戏金蟾
2001
绢本重彩
84 × 222 cm
袁旃
飞天
2002
绢本重彩
46 × 85 cm
袁旃
动
2006
绢本重彩
96 × 140 cm
袁旃
山河并寿
2006
绢本重彩
189.5 × 45 cm ×2；168.3 × 89.8 cm
自退休后，袁旃得以心无旁骛地创作。此一阶段发展出“家”、“石”、“铜器”三个主题的系列创作。“家”系列是以袁旃的生活周遭为创作蓝本，包括袁旃本人、家庭成员、工作室、餐桌等等，无一物不可入画，具有自传的性质，也藉此表达文化传承居所的重要意义。“石”系列则取自苏州太湖石的经典造型，透过袁旃的奇思异想，不仅将岩石造型拟人化，同时赋予动态的鲜活之姿。“铜器”系列灵感来源主要得自商周青铜器，袁旃早年在故宫长达20余年所积累的文化涵养，在“铜器”系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更以2011年的《我七十岁了》这一作品，艺术家昭示了此生与文化、艺术不渝的关系。
袁旃
文化厅
2008
绢本重彩
130 × 213 cm
袁旃
工作室
2008
绢本重彩
125 × 186 cm
袁旃
餐桌
2008
绢本重彩
102 × 140 cm
袁旃
我
2008
绢本重彩
112 × 139 cm
袁旃
玄
2009
绢本重彩
82 × 135 cm
2010’s
袁旃
博古四联屏
2011
一组四件，绢本重彩
176×43cm×2；203×44cm×2
袁旃
反扑
2011
绢本重彩
136 × 87 cm
袁旃
我七十岁了
2011
绢本重彩
190 × 90 cm
如果真如本雅明所说，“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因为智慧真理的史诗方面一一正在衰亡灭绝”；那么，通过不断将叙事置于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中，置于由个人生命经验所养成的文化生态中，袁旃不仅激活了中国画中的叙述潜能，进而展开为一系列的文化叙事。只有将这样的叙事置于具有连续性而非碎片化的文化演化过程中，才能通过绘画中的图景，进入人们生命哲思的空间。由此，在袁旃画中出现的历史器物和文物，不再作为道具，不再作为引用，而是作为承担共同文化记忆的容器，期待着在和我们的相会中再次激活彼此，成为生命中的“联姻”之物。
在个人生命经验绽放成璀璨的世界图景时，袁旃画中所高度浓缩的文化经验暗示出一个值得共享的价值思辨空间。通过对中国画表达潜能的不断革新与探索，袁旃的创作如何在不断形变的世界中，再造具有庇护性和转换性的空间，让我们有可能透过绘画中的图景，重回生命哲思的时刻。
袁旃
犇
2012
绢本重彩
133 × 204 cm
袁旃
游园惊梦
2013
绢本重彩
112 × 220 cm
袁旃
《万万岁图》及《万岁图》
2014
绢本重彩
一组两幅，《万万岁图》（左幅）：228 × 34 cm，《万岁图》（右幅）：228 × 101 cm
袁旃
诞生
2014
绢本重彩
134×70cm
袁旃
室有林泉趣，人同天地春
2016
绢本重彩
一组两幅，《室有林泉趣》（右幅）：203 × 89 cm，
《人同天地春》（左幅）：203 × 89 cm
袁旃
行路难
2016
绢本重彩
47 × 396 cm
袁旃
瑞鹤图
2017
绢本重彩
171 × 118 cm
袁旃
多宝阁
2018
绢本重彩
178.1 × 107.8 cm
袁旃
万物生
2018
绢本重彩
21.4×180.2cm
袁旃
点点点，圈圈圈
2018
纸本彩墨
69 × 135.5 cm
袁旃
我爱画画我也爱读书
2019
绢本重彩
104 × 177.5 cm
由对父亲黑白照片中的家族宗祠记忆转化出《文化厅》（2008），及至11年后的《我爱画画我更爱读书》（2019），联接起另一段“路漫漫其修改远兮”的“书画同源”探索之旅。
如果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书画同源”既指中国文字和绘画在历史意义上的同一源起，也指书法和绘画在艺术意义上分享着一些共通的造型原则，那么，如学者方闻所言，“将绘画当作书法,……以书法用笔来融合自我与物象”，形成了中国绘画特有的表现力。
不能忽略的是，袁旃对“书画同源”的探索正是在二十世纪艺术观念发生重大转折这样的背景中（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绘画转向中，一个重大的转折是以书写性的突显破除对视幻的沉迷），从传统的文人表达中走出来，她所关注的，不仅是通过汉字本身结构所具有的视觉性思考和其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融合语言和绘画界限的实验；也进一步要将书法性用笔所连带的创作者自身身体动作和心灵思维的同一性，转化成绘画表达中的整体经验。
袁旃
枯木升华
2019
绢本重彩
175.6 × 88 cm
2020至今
袁旃
桃源春水
2020
绢本重彩
210 × 92 cm
袁旃
夏日祥云
2020
绢本重彩
185.3 × 94.8 cm
袁旃
荷塘之二
2021
纸本重彩
60 × 170.3 cm
袁旃
赋之一
2021
绢本重彩
58 × 169 cm
在奔跑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相遇之间，在书和画重获青春，共同出走、流变、相拥之间，在恢宏的文化想象和细致、真切的个人生命经验交汇之间，在意味深长的传统技艺和现代意识的无尽反思之间，我们可以尽情感受袁旃的创作为笔墨的生机和它所承载的生命经验所赋的新语。
文字编辑自以下来源：
《戏古幻今：袁旃创作25年历程展》，高雄：高雄市立美术馆，中英双语，2012。
《袁旃读本Vol.1——文化视野的多重读解》，观心亭，中英双语，2020。
袁旃作品©艺术家
图片由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惠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