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双翩翩的翅膀和暧暧内含的光
——关于袁旃的“未来千年备忘录”1
胡昉
众星罗列夜明深，
岩点孤灯月未沉。
圆满光华不磨莹，
挂在青天是我心。
——寒山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加：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康德
许久，我才看到那飞散开来的话语，散落在虚空之地，犹如盛大的焰火燃烧之后，我们还在眺望曾经绽放光芒的夜空深处。对于有幸遭遇袁旃艺术世界的人来说，可能会经历如我这般，在丰盈的感知欢宴之后某种不知所措之感，继而走入沉思的静默之中，体会绚烂背后“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地——而那远方，正是被我们的记忆、历史尘埃的所遮蔽的文化的星空。这些绘画，承载着错综复杂的人文脉搏，而又以叛逆的姿态出走，从而赋予中国画新的生机，令人不禁要去追问：一个创作者的生命，究竟要经过如何的历炼，才能走到“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的境地？
1
打开《行路难》的长卷，我们仿佛看到了生命过程的某种戏剧性重演，它所蕴涵的复杂性凝炼成如中国戏曲舞台般单纯的空间：大量的留空，背景是如宇宙洪荒般的虚空，开场是生命力旺盛的古老生物犀牛，紧接着，长颈鹿母子、太湖奇石、石雕灯柱（形象脱胎自李公麟《维摩诘演教图》）、猫头鹰、斑马、袋鼠母子、蓝脸人等依次到场，它们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旅程中一片绝佳的风景：湖面上倒映着五彩的森林，而另一侧的那位奔跑者，全身布满甲骨文的线条，挥动的右臂上刻有“长沙袁旃”的字样——长沙，这是艺术家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父亲的故乡。掠过虎纹，一个虚幻的人影隐没于石峰之间，血红的珊瑚，让人联想“珊瑚枝枝碰着月”的公案; 此时，我们已经进入到另一片丛林，白猿栖息其间，美洲豹以迅雷不及掩耳势转身、穿越，警醒的猫头鹰飞向月亮。当石雕灯柱再次出现的时候，周遭光线已变，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我们终于遇见那位少女，鲜艳的连衣裙下惊现豹身，她以狂舞的姿态面对着我们，头发披散着，嘴唇张开似要呐喊，要歌唱。袁旃戏称，她的孙女看到这里时大喊“奶奶疯了”。
袁旃，行路难，2016，绢本重彩，47 × 396 cm
《行路难》作于2016年，袁旃七十五岁，就在五年前，她创作了《我七十岁》，画中艺术家的形象来源于她五岁时的照片。正值抗战结束，她还在重庆。照片上的她天真无邪，并不知此后中国的命运将发生如此巨大的变迁。奇异的是，画中孩子的脸转变为鹰面，小女孩左手握着右手的大姆指、食指和中指，正是作画时握笔的手指，好像预示了这个孩子未来作为艺术家的命运。她身后的太湖石、石狮、水流，暗示了一个园林空间的存在；向上的梯子搭接在一个巨大的青铜器上，这是曾经作为商代重要礼器的大禾方鼎，鼎上原有的男人面孔已化为女性。她垂目安详，似乎静静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而“囍”字仿佛验证着这个孩子此生与文化、艺术不渝的关系。
袁旃，我七十岁了，2011，绢本重彩，190 × 90 cm
在这两段“生命旅程”间来回体味，我们首先必须允许自身经历想像中的“变形”，正如艺术家将不可见之精神蜕变过程具象化为一种介于人/非人力量之间的融合，一种诗意的“返祖”，一种逆时光之旅，一种对通灵的锤炼，一种跨越时空的“天人效应”——这在当代几乎是一门已经失传的精神技艺——如此才能再次激发起人类与万物联系的敏感; 其次，我们将要经验某种时刻，既非仅仅关于当下，也非仅仅关于过去，正如T.S.艾略特试图阐述“历史的意识”中所说的，“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合在一起的意识” 。由此，在袁旃画中出现的历史器物和文物，不是作为道具，不是作为引用，而是作为承担共同文化记忆的容器，期待着在和我们的相会中再次激活彼此，成为生命中的联姻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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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如本雅明所说，“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因为智慧——真理的史诗方面——正在衰亡灭绝” ; 那么，通过不断将叙事置于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中，置于由个人生命经验所养成的文化生态中，袁旃复兴了中国画中的叙述潜能，从而展开为一系列的文化叙事。只有将这样的叙事置于具有连续性而非碎片化的文化演化过程时，才能透过绘画中的图景，进入到生命哲思的空间——我将之比作一座隐秘的园林，而为了重回这座园林，造园者必须“出走”，甚至成为“陌生者”而回返。
《游园惊梦》（2013）中的女孩，暗示着一位不解风情而充满睿智的“局外人”的视角，她对一切充满欣喜，而无多余的负担，足可以欣然投入到秘密的狂欢之中。在这座旁人不得其门而入的花园中，当下的欢愉恰恰来自于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交汇，而如何让史实具有“可感性”，成为向感官和心智敞开的场域？
袁旃，游园惊梦，2013，绢本重彩，112 × 220 cm
那个小女孩邀请我们一起成为游园者，这里至少有三重目光的折返：我们作为观者的视线、小女孩的视线、叙述者的视线，让彼此时空的经验不断得以流转。我们遭遇纹身的太湖石、犀牛妈妈，以及从地下重新激活的生命：礼仪重器和墓葬之俑成为载歌载舞欢欣场面的一部分，经由“天真的视线”，它们从中国历史中过于成熟的理性经验中脱身出来，而具有青春的活力；即使我们不是特别熟悉它们所来自的历史文化语境，也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可以共同分享的妙趣横生的人生经验，就像在阅读《爱丽漫丝游奇境》时，人们所经历的那些奇妙的时刻。
从《家》（2007）到《随遇而安》（2017），从《镜花园—富春山居》（2014），到《室有林泉趣，人和天地春》（2016），袁旃的绘画中，不断暗示出一个园林空间的存在，似乎这是对现代以来被祛魅的世界、一个经历剧烈变动而不断加速的世界的回应。进而，袁旃的绘画将这样具有庇护性和转换性的空间延伸至更为宽广的区域，无论是对“小兽”的亲近（《小鸟枝头亦朋友》（2008）），还是对介于人兽之间的母亲孕育的讴歌（《代母竹青》（2014）），袁旃的绘画图景中包含着对人类和一切物种得以居住的本源世界的追索。
袁旃，室有林泉趣 人同天地，2016，一组两张，绢本重彩，203 × 89 cm／每幅
“地球上充满着避难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但是没有避难所。”唐纳·哈拉维这样描述当代人类和地球的困境：“如今我们……正面临不断产生的系统化的无家可归性。花儿不再在正确的时间开花，昆虫也不能喂饱它们的孩子、不能迁徙，因为时间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家可归性，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强制迁移。” 而袁旃的艺术世界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避难所和家园应该是有可能存在的，它承继着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精神，但不再局限于封闭系统中的某一种自然秩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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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滉《五牛图》中的“五牛”和华尔街的铜牛一起，撞击出一个异质共存的世界，正如《犇》（2012）所揭示的，在文化的流动和迁徙中，袁旃从不拘泥于形式意义的中国美学，而像百科全书一样，将来自民间、宫庭、文人、异族、家族、个人的诸种资源、遭遇，转化为文化叙事的载体，融会贯通，兼收并蓄。
袁旃，犇，2012，绢本重彩，133 × 204 cm
在个人生命经验强烈绽放成璀灿的世界图景时，袁旃画中所高度浓缩的文化经验也许将成为值得共享的价值思辨空间。《室有林泉趣，人同天地春》所描绘的那个飞鸟游鱼的五彩世界，高山流水的冥思意境，既是艺术家内心“桃花源”的外化，也是历史上不同时期“渔樵”理想的另一种体现。《随遇而安》中的“瓶”，暗示了一个更具量子空间特性的形态：它的“空”本身既是塑造形态的要素，也直接显现为“空间”，外形和内部为一体，互为形塑和观照；重要的，“瓶”始终不是孤立的空间，它和人类处于不断的相互养护的关系之中。“瓶”不仅以它优美的形态、柔和的色彩和清润的肌理散发着某种怡人的能量，“瓶”本身也具有“平安”的寓意——在汉语中，“瓶”和“平”同音——这是“瓶”的空间所蕴含的护佑生命的信息。
袁旃邀请我们进入的，正是一个呵护生命价值、持续追问文化动力的世界。 《瑞鹤图》（2017）中的宫殿立面出现来自后汉崔瑗座右铭中的诗句：“暧暧内含光”，暗示了这种对德性之光的探求，这也让我联想到《灿烂》（2017）中，袁旃意图捕捉火焰的光芒，而其形，至虚，并不可见，袁旃正是以“赤子之心”对无形的气息赋予形色，生机得以流动其间。
袁旃，瑞鹤图，2017，绢本重彩，171 × 118 cm
于是，在我的再次凝望中，《行路难》长卷中的一切事物似乎超越重力，悬浮起来，石雕灯柱犹如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中的飞行器，既飞往过去，也飞向未来。袁旃画中的万事万物所具有的感应能力，使得它们和本雅明笔下的“历史的天使” 一样，关怀和同情着“过去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但它们不仅仅看到人类历经的磨难，也看到生命的恒久延续，因而更为从容地围绕着大地盘旋。
文字©2020作者和观心亭
袁旃作品©艺术家
图片惠允:艺术家和维他命空间
1. “未来千年备忘录”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1984年诺顿诗论讲座的名字，这个题目暗示了他对文学未来的信心，以及他所关注的2000年以后的文学应该具有哪些价值、性质和特性，在此借用，希冀以袁旃独特的创作历程为出发点，畅想中国画的未来。
2.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8，第6页。原词出自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3. 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收录于《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怀，北京，1989，第2页。
4. 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收录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14，第98页。
5.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后真相、气候危机与新政治想象》，发表于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753029
6. 1921年本雅明在柏林的一个小型画展上见到了保罗·克利的《新天使》，他收藏了这件作品，之后就一直珍藏在身边。 在《历史哲学论纲》第9节，本雅明专门论述了“历史的天使”的形象意涵，留下了具有启发性的篇章。在本雅明看来，重要的不是过去的连续体，而必须将历史时间的连续体打碎，将碎片化的历史客体作为辩证意象赋予它生命，他所寻觅的正是重建现代性碎片的完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