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字说起故事

徐坦

 

在中|国|大|陆，至少到2008年为止的二十多年里，“八”是一个非常普遍使用的吉利数字，但这并非是一个传统（此“八”非同于中|国传统中的“生辰八字”），在1980年代，随着经济的开放，香港的粤语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大|陆，由于“八”从语音上接近发展的“发”，都包含了元音A，香港的人们认定“八”接近“发”，是吉利数字。经过中|国大|陆20多年的经济，文化发展，“八”字渐渐影响了全中|国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人群的意识，我想，由于从总体上，传统上来说，说汉语的民|族是崇尚发展的民|族，“八”字由一个普通的数字变成具有意|识|形态，集|体信念上的吉利数字。比如说，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8分被选为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时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国|家行为。这至少说明，语音有可能改变人的信念，建立吉利的信念不需要被证明的理由——我称这种信念为“亚信念”，“亚信念”的传播有可能被集体社会快速普遍地接受。无论这种接受是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

 

这种亚信念来自于一种集体意识活动。

 

关于意识，在中文里，“意识”这个词是一个属于现代汉语的词，在古代中文里一般是分开使用，即“意”和“识”，在19、20世纪之交，现代汉语产生之时，“意识”这个词被组合使用，其英语翻译为consciousness, 或者说它是这个词的英语汉译，但是在100年左右的使用过程中，“意识”已经有了许多变异的含义，在现在的汉语中，至少有这样一些用法：意识到，思想意识，意|识|形态。那么在“意识到”这个短语中，意识主要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be conscious of; be aware of; awake to; realize。此外，意识用在“潜意识”，“下意识”等词组里，都有很强的非理性含义。但是，“意识”在中文里作为名词的时候，在“思想意识”，和“意|识|形态”（二者都翻译为ideology）中，不再具有非理性的含义，而是有很强的概念活动的含义。

 

那么，在中文里，“意识”在含义和使用上，分为两个大的不同方向，它不仅仅表达知觉的，感知性的活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强的概念活动的成分，而不仅仅是是叙述人类的知觉、察觉。所以，我们不能够认定，“意识”这个词在被使用了100年之后，还相当于英语的consciousness。我认为“意识”同样包含了我们的逻辑，概念活动，还有信念活动。除了没有相对应的英语翻译，由于其社会实践的历史性的变异，语言需要重新清理，清理则标示着“想象”和思想创造的机会。

 

我们经常提到“东方思维方式”（虽然谁都很难说清楚它是什么，但都认为它是存在的），它说明了，至少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像西方人那样常常将问题拆开了具体研究，我们喜欢总体地、流动地看问题。中|国传统对思维和知觉的想法，一贯强调参与人类意识活动的诸种功能的高度一致性，那么，“意识”这个词也体现了这一点，我认为它体现了统摄人类意识活动的两个大的方面，即，概念性活动和感性的知觉活动。就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据我的了解，在英语里没有发现相对于现代汉语“意识”的词，consciousness勉强具有接近的意义，然而它相当含混不清，我想大约西方思维不需要这种“统摄性”的概念。

 

那么，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常有的这种统摄性的思维方式有其独到的特点，至少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也没有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瑰宝”，但它说明了区别。而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

 

在华|人社会里，有一种观念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即是知识，或者说真理，都是相对正确的，而非固定的。我们会发现这种看法是一种比“自由”，“个人独立”更容易被接受的观念。原因是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一种概念被认为可以离开总体意识活动而依旧具有独立性和确定性的存在。概念活动是体察意识活动的一种尺度，我们要体察意识活动，就需要使用概念和感性这两种尺度。所以，中|国人常常认为，过分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将测量用的标尺误认为是被测量事物本身。同样，过分强调感性的意义，道理上也是一样的。

 

纯粹的概念活动是不存在的，当然也没有纯粹的感性活动。

 

我们是否能够进行所谓正常的概念活动，需要我们人类自身的生物环境的支持。所谓生物环境，即是公认能够进行正常思维的基本生理和心里条件。比如精神不正常的人，心理活动失常的人都会被怀疑是否有正常的概念活动的能力，如果扩大一点来说，内分泌失调，饮酒，吸食毒|品也不能保证正常的观念活动。所以，人的观念和知识性的工作，受到人类多种生物和心理机能，比如内分泌，情志的影响，但在西方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排除这些影响的努力，排除这些影响以获得纯粹、正确的思想和形成概念的努力。那么，作为艺术工作者，通过观察社会的语言活动，会发现在人的意识活动中，要排除这些生物和心理影响以维持这种纯粹“概念”活动状态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存在这些影响，是我认为的意识活动真正的状况。就是说，如果要考察这个社会的观念活动，就不能把它从所处的意识环境里拿出来再考察。

 

另外我称作“内心的表情”也影响了概念活动的可能性，传统的知识，概念活动，也包括我们说的学术活动，都要求我们处在一种特定的内心情境，就是“严肃”。我称之为一种“内心的表情”。如果讨论问题不严肃，概念活动即刻归于无效。可以看到概念活动受到包括情绪活动的各种限制。纯粹的概念活动是不存在的，只是作为人类生物意识活动的一部分，当然也没有纯粹的感性活动。

 

艺术是关于人的意识活动的，艺术既不是观念的，也不是感性的，艺术是“意识的”。所谓的概念活动是体察意识活动的一种尺度。这是我对艺术，包括对概念艺术的看法。我也认为，在艺术里，任何强调概念，或者强调感性而排斥相对方面的意识活动的看法都是有问题的。

 

这也是我做“关键词”项目的理由。

 

用视听媒介涉及语言和意识活动，是我目前最关心的工作，我最关心的是，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而语言是涉及这种关系的重要媒介。

 

但这是不同于语言学研究的，因为语言学的工作依然是需要获得概念，得到知识性结果。人说话的时候，“情境”和“境情”是不一样的，概念变得不那么确定了，相同的一句话，一个词，如果考虑到说者的语气，说者的面部表情或者身体动作，表达的意思有可能完全不同。在中|国“广播时代”（1930年代）开始以后到电视时代（1980年代）到来以前，人们通过语音来捕捉政|治气候的变化，通过广播的语气去了解“Zhongyang精神”实质，那么电视时代以后，语言和媒体的统一作用对于社会意识的建立和改变，变得很明晰了。

 

从声音的角度来讲，语音是一种社会声音。

 

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华|人社会这样特定的集|体主|义社会环境中的语言意识情况，这是我现在做的“关键词”项目所直接涉及到的，在语言活动的调查中，我们会发现意识中集|体|主|义倾向的普遍程度。在认知方面强调认同，反对过分的个人意识，在信念上互相靠拢，不赞成偏离主流的价值，强调集团的价值和利益高于个人看法和公正观念。爱|国主|义|也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表现，爱国是社|会道|德判断的底线，在过去100年以来，民|族|利|益一直是笼罩其他价值判断的最高和最底标准，如果一个人有种种不良习气，但是如果他/她是爱国的，那么还有药可医。

 

今天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比如我们今夏在香港开展过一次“关键词”的活动，来访的香港市民，都认为在现代化，国际化的香港，存在一个“羊群现象”词。意指在包括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判断，都跟随社会主流意识的现象。在华|人社|会中，人们的意识和判断中，常常选择一种并非根据知识，理性或者说独立思考过的信念，而是根据一种社|会气氛，人们之间互相影响而得到的一种信念。这种指导行为的信念，常常不需要经过亲自认证的信念。这就是我前面已经谈到的“亚信念”，这就和西方哲学总是追究人的正确思想、概念是如何获得的这么一个问题距离很远，在华|人社|会里，个人意识处在一种集|体意识的状况之中，这是非常有趣的情况。我认为，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处在了这个集体的亚信念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