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坦 (Xu Tan) | 维他命艺术空间

“八”，集体主义意识，“亚信念”

过去20多年的中国，“八”是一个普遍使用的吉利数字，但这并非来自传统（此“八”非同于中国传统中的“生辰八字”），1980年代，随着经济开放，香港粤语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大陆，由于普通话和粤语的“八”，在语音上都接近“发”和包含了元音A，香港人认定“八”接近“发”，意味着发展、发达，所以“八”是吉利数字。 “八”字信念也渐渐影响了全中国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人群的意识。我想，总体上，说汉语的民族是崇尚发展的民族。

“八”字由一个普通的数字，变成了具有意识形态和集体信念的吉利数字。例如奥运会开幕时刻的选定，这是国家行为。这至少说明，语音有可能改变人的信念。建立吉利信念不需要有被证明的理由——我称这种信念为“亚信念”，它的产生、传播和普遍接受（无论是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的接受），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环境里显得更为有效，它来源于一种集体意识活动。

中文“意识”是一个现代汉语的词，古代中文里有“意”和“识”，和佛教语言有关。20世纪初，现代汉语产生之时，“意识”这个词被组合使用，其英语翻译为“consciousness”，或者说它是“consciousness”的英语汉译。

我认为，在过去100年左右的使用过程中，“意识”含义已经有了许多变异，现在汉语中，有这样一些用法：在“意识到”这个词组中，“意识”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be conscious of”、“be aware of” 、“awake to”和“realize”；作为名词，在“思想意识”和“意识形态”（二者都翻译为“ideology”）中，“意识”更偏向思维性的活动，有较强的概念活动的含义；“自我意识”中的“意识”有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即作为人，如何能够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的人，这是先于分析的；而“意识”用在“潜意识”、“下意识”等词组里，指总体意识中非理性的那一部分活动；相对于“物质世界”来说的“意识”，不仅只有非理性含义，也强调了总体的人类知觉和思维功能，还包含有信念的共同活动，或者说是恰好包含了“意”和“识”的总体活动。

语言的社会实践带来词义变化。我相信中文变化非常大，“意识”在被使用了100年之后，和“consciousness”有了距离。虽然“consciousness”依然有“意识”的含义，但词义上更接近中文的“知觉”，而不是现代中文的“意识”。除了最初由于构词所带有的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如和佛教思维方式隐藏着的联系，“意识”在过去60－70年里，一直是被中国社会实践所反复大量使用的热点词，它从一个倾向于叙述有关人类精神活动的词，变得更多偏向于有关人的总体思想活动、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描述。有人认为，这些变化是过去中国的意识形态运动“污染”的结果，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历史事实。

作为一直关注西方“观念艺术”的艺术家，我一直在想究竟“观念”、“概念”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意味着什么？

我一直是这样理解西方近现代的语言研究，用语言去言说“正确的思想”，确立概念，建立知识，把可说的思维活动不断扩大到不可言说的领域，拆解感觉和知觉的材料，用理性的方法去分析、捕捉、思辨、求证，以固定和建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概念活动是这种思维活动的基础性的方式，观念艺术也来自于这种文化方式的延伸。

首先，我一向崇尚这种伟大的思维方式。同时我也觉得，我们经常说的“东方思维方式”（包含了佛教的知觉和思维方式），具有很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很重要。这种方式不同于将问题拆开来具体研究的做法，而是强调了整体性，注重以总体地、流动性的眼光看问题，并且尊重意识中不可言说的领域。中国传统对思维和知觉的想法，一贯强调人类意识活动的诸种参与功能的高度一致，现在，中文“意识”体现了“统摄”人类意识活动的概念性活动和感性的知觉活动的协同功能。据我了解，“consciousness”勉强具有接近“意识”的词意，然而它相当含混不清，大概“统摄性”的功能在西方思维里没有太大意义。

我认为，今天，这种“统摄性”的思维方式有其重要性。

中国社会中，当一些“正确的”思想以概念的方式被接受时，就变成一种“知识”，我们都知道知识是正确的，但不一定要按照它去做，知识常常只是呆在我们意识中“知识”的位置上。只有被意识（包括信念，或“亚信念”）认可的知识，才对我们的行为有意义。比如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自由”很好，但只是作为“知识”来说很好，对于我们行为来说意义不大。

在此，概念被强调不能离开总体意识活动，否则不具有独立和确定的存在意义，它依存于意识活动的情境；概念成为一种观察意识活动的尺度，而要体察和表述意识活动，就需要使用概念和感性这两种尺度。所以，中国人常常认为，过分强调概念的重要性或感性的意义，实际上是将测量用的标尺误认为是被测量事物本身。纯粹的概念活动是不存在的，也没有纯粹的感性活动。

从这个角度，艺术既不是观念的，也不是感性的，艺术是“意识的”。纯粹的概念艺术，或纯粹的感性艺术是不存在的，过分强调其中一方，也是很有问题的。

是否能够进行正常的概念活动，还需要我们自身的生物环境——正常思维的基本生理和心里条件的支持。比如精神不正常的人，其概念活动能力将受到怀疑；内分泌失调、饮酒、吸毒和情志失常，也都不能保证正常的观念活动。西方哲学体现了排除这些影响以获得纯粹、正确的思想和形成概念的努力。作为艺术工作者，通过对社会语言活动的观察，我发现社会中的人，在其意识活动中，要排除 “不正常”生理和心理的影响，维持纯粹的“概念”活动状态，其可能性几乎是零。而和这些影响共存，则是我认为的意识活动真正的状况，即观念活动处于意识环境内。

另外一种影响概念活动可能性的因素——我们说的学术活动，都要求处在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否则归于无效。我称此为“内心的表情”，现在社会里，人的“内心表情”越来越丰富多彩，也使概念活动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人说话的时候，“情境”和“境情”不一样，相同的一句话、一个词，如果考虑到说者的语气、面部表情及身体动作，表达的意思有可能完全不同。在中国“广播时代”（1930年代）开始以后到电视时代（1980年代）到来以前，人们通过语音来捕捉社会及政治气候的变化，通过广播的语气去了解“中央精神”。电视时代以后，语言和视觉协同作用于对社会意识的建立和改变，这一点很明晰。从声音的角度来讲，语音是一种社会声音。

这也是我做“关键词”项目的原因。

用视听媒介涉及语言活动，是我目前最关心的工作。“关键词”项目的工作方式看起来类似于社科领域的调查研究，但实质上它不同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些学科的工作是以获得概念，得到知识性的认证为结果的。我关心的不是结论，而是通过提问得到值得注意的社会“语词情况”，它可以是继续对社会意识状况做出提问的新起点。提问不是为了结论，而是作为新的提问起点。这些“语词情况”，也许不具有“客观普遍性”，但“值得注意”。这就是不同。

在曾经做过的华语环境的“关键词”项目的调查中，我感受到集体主义倾向的程度，认知上强调认同，互相靠拢，反对过分的个人独立意识，在互相影响中生成“信念”。不赞成偏离主流价值，强调集团的价值和利益高于个人和对“公正”的看法。爱国主义也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表现，爱国是社会道德判断的底线，“民族利益”是笼罩其他价值判断的最高和最底标准，如果一个人有种种不良习气，但是只要“爱国”，就还有药可医。而“个人”、“自由”、“民主”等概念，则变成了羞于启齿的意识。并且，这是传统。

今天情况也没有改变，比如我们在香港开展过一次“关键词”活动，获得一个词：“羊群现象”。

我们在社会的行为常常根据一种信念，它并非根据理性，或独立思考，而是根据一种社会的“价值”气氛，在互相影响中得到的，并且不需要经过亲自认证。这就是“亚信念”，之所以是“亚”信念，因为一旦要放弃这种信念，也和集体影响有关。我们的环境里个人意识建立在一种对集体判断的依赖之中，这是一种价值。我认为，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自觉或不自觉地，也都处在了这个集体的“亚信念”活动中。

徐坦

（图片提供：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文字提供：维他命文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