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他命艺术空间

 

走向无所意图的空间
胡昉

通往Krameterhof的小径

图1

       如果人类不再给予和贡献，那么，未来的时间和空间是否会再次对人类开放？

       2012年7月，我有机会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拜访了一位名叫泽普·霍尔策（Sepp Holzer）的农夫。1962，他19岁那年，从父母手里接过位于奥地利隆高（ Lungau）山区的农场Krameterhof，他那时并没有想到，多年以后，Krameterhof会成为如此富有启发性的园地，而自己也被视为一个富有争议的农夫，一个被称为“离经叛道的农夫”。

       老霍尔茨年轻的时候，正是欧洲单一的作物文化和政府补贴的系统开始盛行的时期，他的邻居们都将原有的森林改变成单一树种的森林工业。老霍尔茨预见到它将给土地和生态所带来的巨大问题，他决心用自己摸索的尊重自然的做法，维护自己的土地。从他开始接管父母的山区农场开始，他就用自己摸索的农法改变了人类和土地、动植物相处的方式。今天，他所经营的Krameterhof农场彻底改写了人们对农业的看法——四十五公顷的山地成为巨大的森林花园，他所精心经营的七十多个池塘构成流动的水系，滋养着那儿的梯田，这么大一个地方的主要人力，就是他和他的妻子Veronika，各种蔬菜、谷物、果树、动物，共生一处，它们自然生长，自助管理着自己的生命，在人力所不达之处，反而活得更自在，更健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片土地上呈现的可能正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现实版本，让我们意识到来自中国哲学的“道法自然”和“无为而为”的境界真正可以透过一个奥地利农夫的种植实践而达到。

图2. Krameterhof的池塘水生系统

       在老霍尔茨所建构的诸多池塘中，有的放着岩石，有的放着枯树根，这原本是为了给多种生物营造生态系统（例如，树根可以成为小鱼躲开大鱼的庇护所）
而所作的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美感。而这正暗合了日本自然农法首倡者福冈正信(Masanob Fukuoka)对农艺（而非产业意义上的农业）的理解：为人类提供食物并不是农事的唯一目的，它也是完善心灵、顿悟存在和无限趋近自然的活动。

 

园林等待

       当我看到老霍尔茨“水园”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实践美学，尽管老霍尔茨本人并不在意和刻意要达到一种“美”——他认为只要是在自然中发生作用的东西，总是美的。这种美，恰恰来自于人和自然在时间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天长日久的能量交流塑造出可被心灵感知的物质界面；它让人看到，听到，触摸到，进而，它联结起很多对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思考。

       老霍尔茨所作的一切，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农业，而是用他的实验打开了生存哲学一个新的维度。对于我来说，这片土地上具有穿透时空限制的功效，对这片土地的空间性感受，也激发我在中国园林和Kramaterhof之间找到一种内在的联系。

图3

       我从小就生活在园林的旁边，但少年的我，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理解力，能和园林的意韵展开对话。相比“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中国意境，我更欣赏“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 [1] 所呈现的更具都市意味的感知趋向。在生命的丛林中回漩往复，直到诸种文化碰撞的经验慢慢让我重新回溯脑海深处关于园林空间的回忆，终于感到园林的庇护其实一直在伴随着生命的焦灼时刻。这时，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影片《中国（Chung Kuo,Cina）》中，有关园林的珍贵镜头深深打动了我。这部纪录影片摄于1972年，正值中国的非常时期，而在园林中，穿着中山装和列宁装的中国人还保持着悠然的神情。有意思的是，苏州园林的场景出现在关于这个城市日常饮食的场景之后，而紧接着园林，是庙宇的场景，这样的剪辑是否隐喻着园林的存在意义：它既是日常空间的延伸，同时也是升华？

       中国园林邀请人们，通过与精心构筑的自然相遇得以释放社会和人生的压力。它的内涵并不仅仅体现在与之相应的建筑空间美学，更在于它改变与之相遇者的内心空间的能力。在这里，和万物一起生长以及日常维护的过程成为丰富和升华人的内心生活的关键要素。
当“我”在园中散步，“我”的观念和感知不断变化，这让“我”不再处于一种被动的、消费风景的状态。真正的愉悦来自于个人意识和人为建构的自然环境的融一，在空气、光影、水石之间，“我”从“我”的中心、“人的中心”逃逸出来，进入另一种更为宽广的时空维度。

       中国的园林，作为趋近自然的一种空间创作活动，作为“山水哲学”的现实转换，并不仅仅是景观性的。园林的存在既是教化的自然，也让日常身处其中的人为自然所教化，它有意识地反映出人类应该或可以达到的理想状态。由此，园林既是个人性的，又承接着宇宙的意义——这两者本来就不可分割，犹如山和水一样。

       相应的，有关园林的艺术和农业的艺术都是谦逊的力量。它们参照自然法则，滋养、维护、预留，它们都不是革命性的范式，但都承担着对藐视生命的抵抗。对我来说，园艺和农艺一直潜行在当代的进程之中，但在很长时间，我们无法与之相遇，无力聆听它们存在的声音。

图4

       遵循着生命旅程的暗示，现在我试图将无论从地理上和文化上看似遥远的两种空间原型联系在一起：Kramterholf 和中国园林，进而，让我们思考一下艺术空间在今天的可能性：一个注重能量流动和生长过程的场所，一个注重日常养成、日常滋养的场所，一个维护他者、为他者预留空间的场所，一个并非切断、而是意愿着向时间的多种维度永久开放的场所——如果是这样，那么，无论是Kramterholf，还是中国园林，还有其他更多潜在的、我们现在未必能了解其真义的空间原型，都将和“艺术空间”的涵义发生更为根本的联系。这些空间的生命必须通过与人不断的相遇来维护，在一种对于各种关系和动态的感受力的日常磨炼中，人和空间互相交流着彼此的生命方式。

       园林中的曲径通幽也许正是生命旅程的写照。在万物生长和人类心灵成长之间，在教化自然和被教化成为自然之间，我们正开始寻找精巧的园林和广阔的田野之间的共鸣。

 

相忘于山水

       这个名为“镜花园”的空间也许正在这诸种生命遭遇碰撞的结果，基于我们今天的生存感受，它着力于建构一个“田地”，在这里，当代艺术实践、日常生活和以种植为根本的诸种生存实践得以交汇和流动。作为建构的“自然”，“镜花园”透过其中发生的创造性实践，重新追问艺术对生命的“养护”。它探测艺术如何能够成为一种能动的媒介，促成不同意念、不同物质形态、不同时空维度的转换——“镜花园”的空间形态是和这些流动的意念和能量相互塑造的过程和结果。

图5. 通往“镜花园”的小径。

图6.从小径看“镜花园”风景。

图7.“镜花园”建筑设计过程（2011－2014）中的模型。

       对于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来说，模型和真实不是相反的两极，它们其实发生着同样的作用——“模型是现实的共同创造者” [2]。如果说，一件艺术作品，一个建筑空间也可以成为一个思考的模型，那么，“镜花园”的空间试图成为对地形、空气、水、 光以及进入这个空间的人的相互反映和测试——就像量子力学观所强调的观察者也必然成为一个系统中的有机成分，我们自然无法回避人在置身空间时，对空间所承担的责任感。正如奥拉维尔所说：“当我们认为周围的环境是恒定不变的，便很容易失去对所处的环境的责任感。这样，空间仅仅是我们活动的背景，而不是我们活动的共同创造者。但实际发生的是一个双重的运动：人与人的互动创造空间，而空间也在创造这种互动。我们只要集中于这至为紧要的交流，便有可能带出我们对空间的责任感”。

       由此，这儿的地形学，与其说是地形的物理性构造，勿宁说是文化拓朴学的一部分，这让我们想像一种“顺势建筑” [3]（顺应地球的重力和与人类感知尺度）的可能性。

       泉水、雨水、地下水，饮用、回收、过滤、净化、浇灌——这儿的水系统并不指向景观，而是能量循环的一部分，正如河流的三角地带总是孕育人类的文明一样，近水所带来的愉悦恰恰来自生存资源的透明感：我们可以随时亲近养育着人类生命的资源。

       这儿的空气，尽可能不被人为控制的机器系统阻隔和过滤，今天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人为控制的机器系统，我们还能呼吸到空气吗？作为人类存在条件之一的空气，它越来越成为有条件的存在：清洁的空气已经不再具有公共性，资本可以控制更清新的空气（看看空气清新器的广告）；在不久的未来，人们可能必须购买空气（就像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买水一样）。空调的发明改变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呼吸空气的方式，而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更把这种变化追溯到一战时人类第一次毒气弹的使用，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空气来控制和扼杀生命。如果说，人的生存实际上是浸泡在空气中的一种生存，那儿，这儿的建筑，是否可以成为让人真正沐浴其中的气候？

       在我们讨论对这儿的光线的感知的同时，我们也关注黑夜以及黑夜在都市空间中的消失，如何保留这儿的黑夜？

       在“镜花园”思考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模型，包括空间模型、思考模型，它们不但指向这儿，也指向那儿，不但指向农田、村落和不远处的都市，也指向山脉、河流和古老的园林。从遥远的星空俯瞰，“镜花园”可能是地球肌体丰富脉胳上的一个小点，犹如人体经脉系统中的一个小点，它正联结起来自其他能量的流动，而能量的流动未必是意图明确的，它有着生的渴望，也有死的坦然。

       如果，山水，本身是关于宇宙的思考模型，山水画，是关于宇宙能量瞬间流动的永恒捕捉，而中国园林，是尘世中关于山水的原型空间，那么，也许园林所代表的空间最终所追求的，并不是成为模拟山水的物质性空间，而是让人们藉此可以相忘于山水，共度于世界。

 

那些超越我们意图的空间

       现在回想起来，当“镜花园”向藤本壮介发出建筑设计的邀请时，无论是我们，还是藤本壮介，可能都没预见到这将是长达三年的设计和建造的旅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超乎寻常的合作性的研究，以及对空间、场所不间断的感知和分享，都让我们意识到，这个过程本身也可能是建筑实践的一部分，应和着藤本所一再探讨的“可容纳两人以上的建筑”。

       在虚实真幻之间不断测试人性，慢慢地，“镜花园”生长成为一种重返：对人类所面临的平凡的反复中自然生成的空间形态的重返。“镜花园”的空间，总是在你我的相互映照和折射中展开，渐至超越其本身的建筑意图。

       2013年8月的一次京都之旅中，我和藤本壮介一起寻访了日本禅园，在建筑与庭园融为一体的历史建造面前，藤本壮介感慨：“身处这里的园林，能感受到万物有条不紊的浑然一体。满怀好奇，我思索文化如何可以像屋檐交錯的状态那样共存。這些元素一直吸引着我去探索，尽管，我们还是可以去区分：这是‘建筑部分’，那是‘庭园部分’，但整体而言，它是非常神奇的，它和我們今天对建筑的理解全然不同。”进而，他思索：“我相信某种环境的丰富层次会超越个人的意愿，因为它有它的文化背景，也有围绕着它的日常生活和实践。所有生存系统和相关的技术，历史上一直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相对于这种融合，強调程序的当代建筑看上去可能有点过于单薄，而且，越是思考程序，越可能流于表面。”

       这本文章最后定名为《走向无所意图的空间》，想来也可能暗含了对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走向新建筑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的回应。藤本壮介早年所著的《原始之未来》一书中，《巢与穴（Nest or Cave）》一文曾对我影响至深，也可以说这是了解藤本建筑思想的重要入口。在这篇文章中，藤本通过比较以柯布西耶为原型的“巢型屋”和他认为的更为原生状态的“穴型屋”，想象出“原始之未来”的图景：一种重回根源的建筑形态。

       如果说，“巢型屋”的出发点是迎合居者的各种需求而建造，以功能决定空间的设计，而空间的设计又规范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使用；那么，“穴型屋”则是一种不为居者预先设计的存在，空间功能是由居住于其间的人来摸索和界定，它是一种蕴含丰富可能性的地形。

       “人类活动的场所及生活的场所等实际又是如何开端？我渐渐对无关于时间的建筑的根源性产生兴趣。”对于藤本壮介来说，“巢穴之辩”并非意在厚此薄彼，而是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回应了当代建筑与现代建筑所面临的人类生存的不同境况，而无论柯布西耶，还是藤本壮介，以及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建筑师们，思到深处，也许都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人类居住的根源。

 

图片来源：
图1-5, 摄影：胡昉。
图7，由藤本壮介建筑设计事务所提供。
文字©作者和观心亭